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六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进京陛见，正被安禄山反叛弄得心神不宁的玄宗问计于封常清，封常清很有信心地说：“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玄宗大喜，第二日就任命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马赴洛阳。

玄宗给封常清开了张空头支票：范阳、平卢节度使，把安禄山占着的位置打包给了封常清，决定了常清没有自己的班底—都在安禄山那儿，并且在洛阳的行动不能自专，必须要和东都留守的机构协调进行。

封常清到洛阳后的活动，《资治通鉴》记载：

“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屯武牢以拒贼。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又败；战上东门内，又败。丁酉，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又败；退守宣仁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

《旧唐书 封常清传》记载：

“常清乘驿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 皆佣保市井之流。乃斫断河阳桥,于东京为固守之备。”

河阳桥在洛阳以北黄河上，是通往河东的要道。安禄山身兼河东节度使，在当时局势混乱，情况非常不明朗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河东军到底叛没叛，断掉河阳桥可以防止叛军从河东打过来，以保障洛阳北边的安全。

以上引文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就是封常清到洛阳以后接手并统领了洛阳防务。这意味着封常清领受任务的改变—由攻势型的平叛变成在洛阳打一场防御战。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叛军进展太过迅猛，朝廷意识到常清原先担负的任务已不可能实现，所以及时作出调整，改成在洛阳组织防御。如果是这样的话，朝廷肯定要进行正式的明确，并在组织上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让常清兼任东都留守什么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

如果没有明确，那就是东都留守政府与封常清达成一致：将本来由自己担负的洛阳防御任务转交给封常清，由封常清统一负责指挥。从常理推断，这也不太可能。首先，封常清自己有任务，他不大可能放着自己的任务不完成去接手洛阳这个烫手的山芋，这样对他来说不但背上了个大包袱而且面临着丢失洛阳后无法给朝廷交待的境地。其次，封常清只是个空头的范阳、平卢节度使，在东京留守李憕、河南尹达奚珣在位，当地政府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双方都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进行责任的移交。还有，封常清是在武牢前线指挥作战。武牢距离洛阳城近100公里，如果封常清统一负责洛阳的防御，他的指挥位置就应当在洛阳，而决不会是百公里外的武牢。

所以，负责洛阳城防务的不是封常清，而是东京留守政府。这个结论是有史料依据的。《旧唐书 忠义下》记洛阳留守李憕事迹：

“其载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人心震惧。玄宗遣安西节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为将，召募于东京以御之。憕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奕、河南尹达奚珣，绥辑将士，完缮城郭，遏其侵逼。迁憕礼部尚书，依前留守。”

《旧唐书 安禄山传》：

“东京留守李憕、中丞卢奕、采访使判官蒋清烧绝河阳桥。”

李憕迁礼部尚书是在封常清到洛阳以后，叛军迫近以前。这次迁官是对李憕留守工作的肯定和鼓励，朝廷并没有临阵换将的意思，仍让他负责东京留守。

既然封常清并没有统领洛阳一带的防务，那么两者就只能是分工合作关系。部署应当是这样：

常清将主力屯在洛阳东的武牢，如果打胜了，可以转守为攻，收复失地。如果败了，就逐次抵抗，退守洛阳。东京留守政府在封常清屯兵武牢期间，组织了洛阳城的防务。

封常清十一月十七日从长安出发赶往洛阳，到十二月七日开始与叛军接战，满打满算二十天时间。其间，用了十天在洛阳募兵6万。几乎同时，高仙芝也在长安募兵，共招募11万兵力。根据天宝十三载的人口统计，长安人口196万，洛阳114万。两相比较，6万人应当是洛阳动员的极限。从这点也能看出，东京留守政府和封常清之间配合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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