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垣组成，光外城周长就有28公里，在当时属于超大型城市。仅有的6万兵力，同时兼顾洛阳城和武牢根本不可能，所以留在洛阳守城的兵力非常少，大部分都去了武牢。反正东来的叛军要打洛阳肯定要走武牢，守住了武牢就守住了洛阳。

十二月二日，叛军从灵昌渡口（今河南滑县境内）渡黄河，连陷陈留（今河南开封）、荥阳（今河南郑州）。十二月七日，叛军前锋抵达武牢，与早先到达的政府军相遇。封常清带的这些兵没来得及训练，有的手上还没有武器，赶到武牢后还没有布防完毕，就遇上了叛军。两军遂列阵对攻，战斗没有任何悬念，叛军骑兵一冲锋，政府军就败了下来。

封常清收拾残兵，向洛阳方向且战且退。十二日，叛军从洛阳东南西北四门攻入城内，大肆烧杀抢掠。常清与叛军战于都亭驿，又大败；退到皇城外宣仁门又战，又大败。于是推倒禁苑的西墙向西逃走。

封常清一口气跑到了陕州。在这里遇到了老上司、老搭档高仙芝。

高仙芝时任副元帅，统兵东征。《资治通鉴》记载：

“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旨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将飞骑、彍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上遣宧者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

丁丑日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对高仙芝的任命是在任命封常清六天后作出的。在这五六天时间里，各个渠道的消息已经汇集到长安，使玄宗对局势有了比较客观的判断，所以才郑重其事作出这样的安排。十二月丙戌日（初一），高仙芝率领部队向陕州开进。这个时候叛军还在河北没渡过黄河，封常清正在河南募兵，而部队只开到陕州不再往前，主要原因应当是这些兵力根本不足以平叛，只能先保障长安的安全。这样以来陕州以东只好任由其自生自灭了，洛阳的仗还没有打，但命运已经定了。

十二月初七日，玄宗又下了道诏书，命令朔方、河西、陇右兵除留守城堡之外，全部开赴行营，并命令各镇节度使亲自率领，限二十天内全部到齐。至于各部队到齐后的任务，诏书上这样说：

“今亲总六师，率众百万铺敦元恶，巡幸洛阳，将以观风，因之扫殄。”

如果到时洛阳已经失陷，无疑陕州将被作为平叛的前进基地，部队将由此出发与叛军决战，收复洛阳。

陕州（今河南陕县）位于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黄河谷地中，南依崤山，北临黄河，连通长安与东部地区的崤函道穿境经过，是东西来往必经的要地。陕州还是黄河漕运线上的重要枢纽，隋唐以来在此建有三个大的转运仓 – 太原仓、集津仓和盐仓，里面储满了运往长安的粮食。

叛军要从洛阳进军长安，首先要攻占陕州，再经过狭长险峻的崤函古道，才能叩响潼关的关门。对唐军来说，只要守住陕州，就可将防线从潼关向东前推一百多公里，增加了防御的弹性，给长安再上一道保险。以此为基地东进平叛，不仅不用克服潼关东向过崤函道的重重险阻，还可以直接利用三大转运仓库中的粮食，省却长途转运之苦。高仙芝所要做的，就是在后续部队开到之前，守住陕州。

随着洛阳的陷落，陕州也陷入风声鹤唳中，官吏、老百姓纷纷逃离州城，连太守窦廷芝也渡过黄河跑到河东去了。多亏高仙芝能提早赶到，否则叛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这处要地。

逃到陕州的封常清考虑的，是对洛阳的惨败如何向玄宗交待，曾“三遣使奉表陈贼形势,上皆不之见。乃自驰诣阙,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还仙芝军,白衣自效。”从玄宗一开始的反应来看，他并不想很快对封常清作出处理，或者是对如何处理还没有拿定主意。只是在封常清反复派使者奉表陈情，甚至亲自往长安跑求见的情况下，才对其作出“白衣自效”的处理。

白衣自效不算一种非常正式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多是用于军中，而且又都是君主特别的命令。在封常清以前最有名的白衣自效处理发生在高宗时期，当年高宗征辽，令刘仁轨监统水军，结果误期，刘仁轨受免职的处分，但高宗爱惜刘仁轨的军事才能，特令刘仁轨“以白衣随军自效”。后来，辽东军情紧急，高宗又起用刘仁轨。

这样处理封常清是比较适当的。当初玄宗没给封常清一兵一卒，让去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许一开始就对封常清的豪言壮语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常清大败逃归也是在意料之中。几乎没有投资，却想要大的回报，肯定是风险高胜率小的赌博，这点道理玄宗还是懂的，所以不大可能重处封常清。至于洛阳的失陷，就像前面分析那样，不在封常清的职责范围内，他不必为此承担主要责任。如果封常清没有后来的事情，这应当就是对他最终的处理，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次获起用。可惜的是，封常清不仅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把握住，接着又捅了个更大的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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